另外两个因素也加剧了人们的不安。
电子化、数码化代表的现代货币信用工具和现金为主体的交易并存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成为比特币的重镇。
从根本上说，比特币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认为，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个恒等式就具备了现实意义。第一，比特币天生独立于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央行、任何企业。比特币的每笔交易既透明又匿名，每一个拥有网络客户端的人都可以查到全世界所有即时产生的比特币交易，却无须也无法得知这笔交易来自哪里，去向哪里，用作什么用途。
另一方面，民众所创造的财富最终需要通过法币的形式显现，通货膨胀导致民众财富不断缩水。比特币没有替代国家货币的使命，比特币的开源本质决定了它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的唯一货币。去杠杆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加股权融资的比重、减少债务融资的比重。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去杠杆确定为其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在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不过，后来麻省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可能算错了。因此，看杠杆率有没有问题，还是要分析回报率和资产负债表。2014年底中国M2/GDP之比为193%，这个比率远远超过了全球样本的平均水平63%，只有日本（240%）等少数国家的比率比中国更高一些。
无论如何，债务风险主要来自于实际或者预期的偿付能力的变化。前几年瑞典央行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逆势调控的争论。
当时瑞典经济减速、通胀下降，但央行的大多数决策者因为担心已经过高的居民负债而拒绝采取货币政策宽松。目前最常见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举措是央行收紧货币政策，逻辑很简单，偏紧的货币政策会遏制货币供应量、信贷甚至整体债务的增长速度，这样就有可能把杠杆率降下来。这个比例越低，说明企业支付利息的困难越大，违约的概率就越高。现在制造业企业负债相对GDP增加，但相对资产下降，结论就不太好下。
宋国青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分析框架，即杠杆率同时包括分子（债务）和分母（GDP、资产）两个元素。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40%，虽然略低于1991年开始失去的十年之前日本的水平，但已经接近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水平。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高杠杆率是否太高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意味着股东权益（资本）在资产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专家认为高杠杆率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民企更多的是在轻工业，而且越来越多的转向服务业 规模歧视 中央财经大学的苟琴与其合作者的研究就发现，银行信贷配置中的产权歧视已经日益被规模歧视取代。
好在目前中国政府和居民的两张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可以为去杠杆政策争取一点时间。这些外部性的共同特点是借贷个人或机构不会或者无法考虑到，但它们却最容易引发整个金融部门的不稳定。
既然国企的杠杆质量不如民企，是什么原因在支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呢？ 产权歧视 金融机构在配置信贷时偏好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第二，负债应该跟GDP比还是应该跟资产比？债务是存量，而GDP是流量，这两个变量并不完全对应。因此，我们在分析杠杆率问题时，看部门或个体的数据可能比看综合的数据更有意义，因为这样更容易识别主要风险源。而第三种负外部性是信贷市场的多重均衡而可能导致的蝴蝶效应。因此，去杠杆政策就应该努力把他们的债务降下来。我们在做经济决策时应该考虑这个特殊因素。
但对于不同的经济和不同的部门，杠杆率的合理区间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定要动用货币政策手段，那就应该同时考虑对杠杆率的分子与分母的影响。
我国经济自全球危机以来似乎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谭小芬对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 全球危机以来民企的利息备付率一直高于国企 近年民企的利息备付率也已经显著下降 这两条同时明确无误地指向潜在的债务风险。
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发现一旦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从30%以下上升到90%以上，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就可能从4.1%暴跌到-0.1%。只不过迄今为止，去杠杆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杠杆 。去杠杆、加杠杆？ 既然存在杠杆过高的风险，去杠杆就义不容辞。二是不要再由政府层层下达关闭僵尸企业的行政命令，而应该通过强化市场纪律，让无法在市场上生存的企业退出。并非所有杠杆都是坏的，当然高杠杆的问题不仅包括违约风险，还要看负外部性 近年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而且民企的杠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利息备付率都要高于国企，民企的杠杆应该是好的杠杆。
徐建国关于越降越高的杠杆的论断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框架，收紧货币政策可能放慢债务增长速度，但如果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包括通胀率和实际增长率）下降更快，杠杆很可能不降反升。不过在执行过程中，一是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平稳的过程，中央政府应该主动承担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的责任。
谭小芬分析了Wind的2500余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高杠杆几乎成为令普通大众谈虎色变的经济现象，可能要归功于莱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这次不一样》。
国企去杠杆可能产生的紧缩效应，也可以通过其它部门比如政府和居民的加杠杆来缓冲。从这一点看，施康和王立升对好的杠杆和坏的杠杆的区分就很有意义。
如果政府通过加杠杆来化解僵尸企业、确立市场制度，或者投资技术创新、克服基础设施瓶颈，更会更有意义。在目前的情况下，以去杠杆为目的的偏紧的货币政策还可能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进一步提高国企的信贷比例、降低民企的信贷比例。这个分类揭示了实施去杠杆政策的难度，不过绝大部分坏的杠杆的背后都是有政府担保的，也就是说坏杠杆降低效率、影响增长，但它们不见得马上会引发债务危机。说穿了，债务杠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元素。
但事实上，在宏观层面去杠杆的难度非常大。虽然这些指标都有各自的重要意义，但如果讨论的是经济与金融风险，可能还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最重要。
这样看来，对于去杠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最好不要在宏观层面急于求成，贸然去杠杆容易整出大问题。当然，如果看这个时期的所有非金融企业的数据，资产负债率还是缓步上升的，杠杆加得最快的是采矿业与建筑业。
第一，负债率在各国之间是否可比？若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负债便多。陆铭提出的去杠杆需要结构性策略的观点十分重要。